父亲是农村走出来的，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多少苦，享多少福”。在他的这种观念教育下，我很小的时候就坚信所有吃的苦终将换来甘甜的幸福。
七岁那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们从父母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镇举家迁到了九十年代初正繁荣发达，被誉为红河州“小香港”的开远。新居尚未收拾妥当，第二天我就被父亲用永久自行车载到铁路工人的子弟小学办理了入学手续。那时候我们住的家属区不在城里，进城要么坐一个人五毛钱的有篷布遮盖的蓝色三轮摩托，要么坐两块钱一次的红色港田车。但因为住得偏僻，要坐车还得碰运气看开车的司机有没有恰好送人进来。
好在因为父母都是铁路职工，我们就有了火车这种不要钱的交通工具。只是当时从家里到坐火车的站台还要走两三公里的坡路。
这又有什么呢？被称为“轨道车”的连接南北两站方便实惠永远准点出发到站的铁路工人和家属独享的特有交通工具相比那几公里坡路，是多么让我们骄傲。
每天早上6：00，七岁的我被母亲拉亮的白炽灯乍然拖出梦境，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母亲下楼到依然灰黑的天幕里坚守在电线杆下的一位无论风雨永不缺席的米线大妈那里拿五毛钱换回一家人吃的米线或卷粉。微黄的灯光下，母亲把煮好的热气腾腾的早点装到一个小而精致的老式白瓷口缸里。一同装进去的，还有诸如“小心泼掉”、“路上走快点，当心把车赶蹋”、“不要贪玩”等等无休无止的温情满溢的唠叨，催促我迎着刚刚泛起的晨光上路。
运行了三十余年的轨道车，见证了数以万计铁路人奔忙、操劳的人生，运载了他们的悲喜苦乐，期盼、等待、收获……
“咣当咣当……”两节绿色的车厢被一个威武的火车头紧紧拽着，匀速行驶在连接南北两个小站的细细的，发亮的小米轨上，沿途抛洒下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七岁的孩子，个头尚小，上车时总要费劲地两手扣着那块糟木踏板，一点一点挪上去。遇到好心的大人，腋下就有两只有力的大手稍一运力，双腿一蹬就能轻松上车。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有家长接送的小朋友。两节车厢里一块上下学的孩子不下十余个，除了那些高年级的，像我这样年纪尚小的孩子都是有家长接送的。可又是因为父亲那句话，从第一天上学我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轨道车虽小，却有每天运行的时刻表。放学的时间离开车时间只有半小时，稍有耽搁就赶不上。于是常常有这样一幕，落日余晖中，一群半大的背着书包的孩子沿着晶莹发亮的交错纵横的铁轨，笑着闹着，渐行渐远。
中学以后，我们在城里买了新房，终于不用那么早起来赶车上学，也不需要对时间患上紧张强迫症，脑子里牢牢记着火车的起发时刻。但我并没能因此而多一些玩乐的时间。那会儿外婆身体不好，子女们又只有母亲在身边，父母要上班，所以一到寒暑假，我就要承担起照顾外婆的重担。
煮饭、送饭，在医院长期陪伴多病的外婆成为我中学时期最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在医院陪护的五六年时间里，我见过因忍受不了病痛跳楼自杀的，见过因付不起医药费半夜卷铺盖逃跑的，见过子女不孝老人病逝没人送的，见过因不愿承担老人赡养争得面红耳赤、六亲不认的。这些医院里轮番上演的人间丑剧如一部浓缩的电影记录片，在我十多岁的苍白面颊上，空洞的眼眸中，正在发育的不协调的细长胳膊和腿脚上，投射出一片一片阴翳。加之学业的压力，我几乎患上了抑郁症。
之后便是考上了大学，送走了外婆。吃苦的日子似乎渐渐远去了。参加工作后，经济上独立有了自己的支配权，为了更多的方便，我们又换了一处更好的新居，心里便总觉得日子突然轻松美好得有些不真实。惴惴着是否现在正在耗用着之前吃苦换来的福，于是更觉得如履薄冰、内心仓皇。仿佛非得找点什么吃苦的事情压到肩上来才倍感安稳踏实。在外面有机会吃了点好的东西，也会觉得耗了福分，不该这么奢侈浪费。
近几年父母年过半百，身体日渐衰退，我就会问他们是否过去吃得苦都换回了现在的福。父亲就会回答：“算不清了，吃了多少苦，又享了多少福，有没有平衡都无所谓了，现在刚刚好。”
现在刚刚好，我看到无论是烦恼欢笑，还是丑陋美好，都淋漓尽致地在人间演绎着。吃苦的人也能看到幸福的曙光，幸福的人未必预见隐藏的祸患。岁月就这么流逝，但生命终究是静好的，毕竟我们活在当下。 （作者：开远市公安局 杜匀宣 ）